一个大西北建设者的内心祈求

尤维洁 郭丽英

2013年11月中旬，我和郭丽英到中国的中部地区河南、湖北、江西看望生活在那里的“六四”难属。

我们先到郑州看望生活在女儿身边的孙承康、于清夫妇。1989年，他们最小的儿子孙辉在北京遇难。

孙辉，遇难年龄19岁，北京大学化学系88级4班学生。1989年6月4日晨，孙辉骑车寻找被戒严部队冲散的同学，身穿红色的“北大”背心，下穿牛仔裤，于复兴门附近被射杀。

我们从北京坐高铁到郑州，两个多小时就到达。出了火车站，孙承康老伴于清和他们的女儿孙宁早已在站前等候我们的到来，见面时，大家都觉得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非常亲切地拥抱在一起。

路上，只要一提到孙辉，孙宁就禁不住流眼泪，可以看出，她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人。毕竟，孙辉是他们兄弟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弟弟，也是父母最疼爱的孩子。

临来郑州前，孙承康曾打电话给我，邀请我们去他们家住，说是大家在一起说话比较方便。起初我们是同意了，后来我和郭丽英商量，觉得过于麻烦他们了，因此预定了离他家不远的旅店，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孙承康家住在临街的一栋楼里的四层。对于于清来说，她的腿脚不太利索，每天的爬楼是比较吃力的事，上下楼只能扶着楼梯的栏杆往上爬。

午后，我和郭丽英对他们夫妇俩进行了采访和录音。

“今天，我们到这里来，一是看望您们，看看您们的生活的情况；二是也想听听您们的心声，毕竟‘六四’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年了。你们先简单说说当年孙辉遇难时的情况。”郭丽英首先提问。

“我叫孙承康，今天，我讲讲我的儿子孙辉。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死在解放军枪下，我感到很遗憾。我是一个老工人，1966年，我响应党和毛主席支援大西北的号召，带着全家我的老伴和我的大儿子到宁夏支援建设。宁夏那个地方，人烟稀少，生活极端困难，我都没有怨言。我是本溪煤矿的，这在当时，本溪生活条件要比宁夏好很多。我还是本溪煤矿的团支部书记，在我的带动下，整个团支部的人全部都到宁夏，支援大西北建设中去了。”

孙承康、于清夫妇1966年响应党和国家的号召，举家迁徙到宁夏石嘴山市煤矿。当年，他们的大儿子已经出生，一家三口义无反顾地离开生养他们的东北老家，来到物资匮乏、生活艰难的地方，没有任何怨言。在孙承康的心中，党的号召就是他生活的理念和信仰，从没有怀疑过党的领导，无论多艰苦的环境，他都不会掉链子。

在宁夏工作时，他们的女儿孙宁、最小的儿子孙辉相继出生了，一家五口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是夫妻和睦，儿女们从小聪明、听话、懂事，个个学习都很优秀，是一个让人羡慕、充满了爱的温暖家庭。

三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大儿子考上宁夏医学院，现在，是宁夏一家医院的院长；女儿考上了沈阳建筑工业大学，现在，自己开办了一家园林园艺制作公司，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

最小的儿子孙辉，最是他们夫妇俩的骄傲。他从小就聪慧过人，一直是学校的尖子生。在他读高二时，孙承康让他试着考大学，想检验一下他的读书情况，结果，他一考就考上了宁夏大学。孙辉对他的父亲说：“我要再读一年，我想考北京大学。”孙承康一想，自己的孩子说的有道理，孩子本来年纪还小，再读一年，他能够考上北京大学，当然是件好事，那是全国顶尖的学校之一，又在首都北京，是全国人民向往的地方，孩子可以见见世面。

于是，他同意了孩子的要求，留在学校里继续读高三。孙辉果真不负众望，在第二年高考时，他考上了北京大学化学系，成为一名88级的学生。全家都非常高兴地将他送到了北京大学。

“我的儿子考上北京大学，我们非常高兴。到学校不到一年，学运开始，我的儿子也参加了静坐。6月4日清晨，同学们走散了，孙辉骑着自行车，去寻找他的同学，当他骑行到复兴门附近时，被戒严部队无任何缘故开枪打倒在地，由近旁市民送到儿童医院抢救，送到医院已经没有了呼吸。”

临去之前，我看了丁老师写的《寻访六四受难者》，这本书中有有关孙辉被打死的情况。书中写到：1989年6月4日8时左右，孙辉骑车出了北大校门，匆匆赶赴天安门方向。他是主动接受同学们的委托，去寻找4日临晨从天安门广场撤出而未归来的班长和几位同学的。当他行至复兴门立交桥附近的时候，正遇上杀红了眼的戒严部队士兵疯狂地向人群开枪，他没有躲过这一劫，罪恶的子弹从他左腋窝穿过心脏由右腋窝射出，鲜血染红了他那件印着“北京大学”字样的汗背心，随即倒在了大街上。事后人们议论，也许正是他那件醒目的汗背心，成了戒严部队射击的目标。因为开进首都执行戒严任务的士兵被告知，他们要平息的那场“暴乱”是北京的大学生发动的。

当我读到这里时，心中非常气愤。我无法把发生在孙辉身上的事情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号称是人民的军队联系起来。在我看来，只有法西斯军队才会有如此行径，视人的生命如草芥，可以任意宰割。孙辉只是路上的行人，没有任何暴力行为，只缘他身穿一件印有“北京大学”的背心，就被视为“暴乱”的对象，更何况他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那么的年轻，如此丧心病狂的屠杀行为实在是天理难容！

现在，“六四”惨案已经过去了二十四周年，我们零距离地接触到孙辉的父母，他们提到自己的儿子孙辉，依然会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儿子的死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们的心灵。尤其是孙承康，在他的儿子被打死的那一刻，他正在煤矿的井下工作着，他不知远在千里之外的孩子已经被戒严部队无故打死在街头，这让他对共产党的信任彻底崩溃了。

“过了几天，接到孙辉同学的来信和学校的通知，我和我的妹妹、我的女儿还有女儿的同学一起来到学校，看到孙辉的遗体放在学校里的冰柜里，心里特别难受，特别特别痛苦。我想，我把我的孩子送到北京，在共产党治下的首都读书，可以培养成一个很好的为国家建设做出贡献的孩子，结果却死在共产党的枪下，这是让我终生感到非常遗憾也是不能接受的一件事情。

“我那么聪明的孩子高二时就能考上大学，他的英文也很好，在北京时能够和外国友人很流利地对话。我还有一件感到遗憾的事，就是如果不考上北京，在其他学校读书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知道此时此刻孙承康对儿子的内疚之心，这是一个父亲守望自己孩子的拳拳之爱，他如果不把儿子送到北京读书，儿子就不会死在共产党的枪下。

“儿子的事处理完后，我回到煤矿。过了一段时间，邻居和我说了一件事：我们那里的派出所让他们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我知道后很不理解这种监视行为，我的儿子被你们打死了，反而我们成了被监视对象。

 “1995年，我退休后决定离开煤矿，我先回到东北老家看看，然后到河南郑州女儿家，当时我的女婿在动物园上班。我们人刚到不久，邻居就告诉我们，说是动物园派出所接到指令找他们，让他们看着我们有没有异常行为；邻居告诉我们的同时也对监视我们的做法感到非常气愤。我心中在想，天安门事件死了那么多人，至今也没有一个交待，我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国家，儿子被打死了，我们还被看着，家里的电话也被监听，好像犯了罪一样，这样的做法，怎么共产党像当年国民党一样，我的心中很不理解。”

孙承康接着又说道：“我的儿子已经死了二十多年了，从没有人关心过我们，每年一到‘六四’时我们都是以泪洗面。我的老伴因为儿子死了身体越来越差，看了很多医院吃了很多药，就是现在每到夜里12点以后不能睡觉，只能在屋里走来走去。邓小平死了，国家换了几届领导，对于‘六四’事件一直没有给我们一个说法。孩子被无缘无故地打死了，我们像反革命一样被无缘无故地遭到管制，直到现在也不知道犯了什么罪。现在习近平上台，我真心希望他能够关注到我们这个群体，给我们这个群体一个说法。天安门事件受难者的亲属有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人世了，我现在也有七十多岁了。”

“您今年多大？”

“我今年已经72岁了。”

“您呢？”我问孙承康的老伴于清。

“74岁”

“我也知道我们活不了多久，但是，我希望在我们临终之前能够知道天安门‘六四’事件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我的孩子在路上骑着自行车被打死了，究竟是犯了什么罪！在此，我呼吁有良知的人、呼吁国际友人、呼吁世界上热爱和平的人对于我们‘六四’遇难者的亲属给予支持和关注。我们没有做对不起共产党的事，希望共产党不要把我们当做敌人一样监视和管制。”

“您认为共产党拿着屠刀举向人民这样的做法对吗？”

“我对天安门‘六四’事件是这样看的，当时我的儿子只是一个学生，手无寸铁，你们怎么就能拿着机枪往人身上打。你们都有父母儿女，如果你们的儿女被无故打死了，你们的心情是什么样的？我想习近平主席也应该知道，当年你的父亲习仲勋受到迫害，为了你的父亲你也受到牵连，你是什么心情；希望习近平主席能够体验体验我们这些失去儿女的老人心情吧！我都七十多岁了，我不怕，愿意杀就杀，愿意抓就抓。”

“你们孩子的骨灰葬在宁夏了？”

“我的儿子的骨灰一开始放在北京八宝山，三年后我们把他带回宁夏放在家里，直到2008年国家还没有解决‘六四’的意思，我们才把他入土为安，安葬在他奶奶的旁边。”

“我们难属群体已经走过了二十四年的艰难路程，在我们的群体里失去儿女的父母年事已高，他们的心情都和您们一样，希望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六四’问题的解决，我们年复一年地向国家递交我们的诉求至今也无果。明年就是二十五周年了，您希望国家能为我们解决什么，您对二十五周年的系列祭奠活动有什么想法？”郭丽英问道。

“我的孩子死了那么多年，我人虽在外地，但是我知道我们每年两代会开会时、‘六四’前夕我们都会有声音发出，而且我们的三项诉求‘真相’、‘问责’、‘赔偿’一点也不过分，但是国家至今也没有给我们一个答复，我们的要求如石沉大海。国家的这种态度，让我们所有的人感到心寒，因此，我希望在习近平的任期内能够很好地考虑一下我们的要求，能对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了结吧。”

“对当年‘六四’大屠杀的认识，您认为是犯罪还是错误？”我接着郭丽英的话题继续提问。

“犯罪！”于清语气坚定地说道。

“‘六四’大屠杀事件，在全世界公认的就是犯罪！因为我们这些孩子，我们这些死难家属都没有拿着枪，没有搞什么反革命活动，孩子们被无缘无故地打死，我们这些难属被监视起来，这不是向人民开刀吗？这是屠杀我们，这是共产党向手无寸铁的人开枪，我内心很不理解。

“他认为是维稳、为了巩固政权，您认为屠杀就可以解决问题吗？

“我认为20多年前用屠杀的方式，使很多人害怕了，不敢吱声了，但是大家心里是不服的。越是压得深，反抗得越大，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早晚会爆发。

“是的，当年学生们是要求民主、要求廉政、要求国家有良好的发展。‘六四’大屠杀后虽然中国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没有了批评就像有了一个温床，助长了贪污腐败现象的出现，官员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为所欲为。

“我知道当年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就是反贪污、反腐败、反官倒，学生们死了，很多人死了，经过这么多年，贪污腐败现象越来越严重。严重到什么程度，就说国家公开公布的铁道部长吧，他有380多套房子，这让全世界的人都感到吃惊。现在很多官员都在贪，习近平上台后，对贪污腐败现象进行整顿，这一点我还是支持的，如果不这样做，国家就太可怕了。”

这就是一个普通公民，1966年时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义无反顾地带着全家支援大西北建设的建设者内心的表白。其中有自己对国家未来的期望，他为此贡献了自己的一生，这是他难以割舍的情感；有共产党开枪把自己孩子打死的痛苦，这种痛苦一直折磨着他让他痛不欲生，二十四年过去了要求依然没有得到解决。在他的有生之年，他的期望和要求能否得到实现呢？！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28期    2014年4月4日—4月17日

文章来源：丁子霖